第一板块、《史记》总览

　　第五讲、《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三大追求

　　在前面的课程里，我通过《史记》的目录，分析了《史记》的全书结构。从中你不难发现，这部书的结构是精心设计的。就像一个建筑，不同寻常的结构背后，必有不同寻常的思想。同样的，一本书的结构背后，也藏着深层的思想，这就是一本书的宗旨。

　　好，那什么是《史记》的宗旨呢?其实你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是见过的，就是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自己归纳的三句话：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

　　常规来讲，咱们一般都会把这三句话看成是司马迁提出的三个并列的目标，但在我看来，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一家之言”。至于“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则是司马迁要回应的两个核心问题。在这两个问题里面，“天人之际”是一个更高、更宏观的问题，而“古今之变”则可以看作是司马迁面临的时代问题。

　　所以这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和一个目标，三者不是并列，而是逻辑上的递进。就像一栋楼房，司马迁是从最高层向下讲的。但你要走进去，恰恰要从第一层向上走，才是循序渐进的方法。

　　因此，这三句话并不能顺着理解，恰恰是要倒过来去看，先看目标，再读问题，由浅入深，反而更容易看清司马迁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成一家之言

　　我们先看司马迁的目标——成一家之言。

　　这里的“家”是诸子百家的家，一个家就是一个学派。言，代表的是著作。成一家之言，就是写出一部足以形成新学派的著作。具体到司马迁的时代，家又分大家和小家。

　　比如兵家，就是一个大家。这个大家下面又分出很多小家，比如侧重军事技巧研究的，就是兵技巧家;侧重机动战研究的，就是兵形势家。你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大家”相当于一级学科，都是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到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没有新的大家产生了，所以司马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不断从大家里分化出新的小家，也就是二级、三级甚至级别更低的学科。

　　那么，司马迁要成的“家”是大家还是小家呢?在汉代人看来，显然是小家。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第2讲的时候特别提到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死前，托付给儿子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继承春秋遗志。

　　这并不是一个虚指。在当时，有正式的春秋学和春秋家。《春秋》是孔子写的一部史书，在汉代的地位非常高，属于六经之一，相对于单纯记录历史，更强调微言大义，也就是借历史来讲终极道理。

　　春秋家就是研究《春秋》的学派，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类似的还有研究《诗经》的诗家和研究《尚书》的尚书家。而在当时，因为没有独立的史家，所以历史研究著作都被看做是对《春秋》的补充。司马迁的老师里，有两个很著名的学者，一个是孔子的后代孔安国，一个是西汉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其中，董仲舒就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春秋家。

　　司马迁在父亲弥留之际答应的，就是继承春秋学的传统，努力成为春秋学领域里的一个小家，也就是二级学科。

　　那司马迁最后完成了吗?答案是完成了。

　　汉代人在给《史记》进行归类的时候，是把司马迁的《史记》看做二十三个春秋家里的一个小家，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书的地位下降了，甚至再也没人去读，但读《史记》的人越来越多，《史记》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到了隋唐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共同推举《史记》为史学的开山鼻祖，司马迁也就成为了一个大家。

　　好，以上这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成一家之言。事实证明，他不但实现了这个目标，更是超越了自己的目标，在隋唐的时候成为了和春秋学等量齐观的大家。

　　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呢?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司马迁是如何回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问题的。

　　好，我们依次来说，先看“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里，最大的一个古今之变，莫过于周秦之变，也就是从周的分封制向秦的郡县制的转变。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变。

　　依靠血缘维持的政治秩序崩溃了，新秩序却没完全建立起来，贵族可以一夕之间变成平民，平民也能随着时代的浪潮一跃成为贵族。人们的言行举止也失去了规范。在汉初，人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得体地吃饭、说话，更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

　　对此，司马迁记录了一个典型场景，那就是汉朝的开国功臣们，在宴会时，功臣们互相争功，喝醉后大呼小叫，口出狂言妄语，乃至拔出佩剑敲打大殿的柱子，连最基本的礼法规矩都没有。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事实上，这个现象只是冰山一角。

　　当时，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其实大家都在努力认识这个全新的世界。司马迁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无疑也在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那司马迁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在《史记》中。

　　你看早期的史书，《国语》和《左传》，关注的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记》却是以人为主体，甚至写下了很多小人物的行为和对话。

　　司马迁通过对“本纪”、“世家”与“列传”里面几百个精彩人物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汉代最直观的古今之变。在他的笔下，相对于人的出身，他更看重的是人的品格和气质。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中有很多的变化，如何打通历史和当下的壁垒，看清“变”背后的“不变”，传承什么，扬弃什么，如何在新世界找到新的规范。正是在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司马迁提炼出了一系列经典人格，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史记》称为“中华人格的基因库”。

　　好，了解了古今之变后，我们再来看看司马迁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也就是“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

　　究是探究、寻找。际，是交际“际”，本义是两面墙相交的地方。究天人之际，就是要去探究天和人的关系。哪些是个人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哪些不能。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有很多人尝试着给出答案，这些答案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天代表终极力量，世间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人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而另一种则正好相反，认为人定胜天，凡事都要看人的努力。

　　那这两种观点，司马迁认同哪一种呢?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司马迁都不接受。

　　你看他写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项羽失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天之亡我，非战之罪”。项羽的意思是说，上天要让我灭亡，而不是我打不过敌人。对此，司马迁是不认同的。他说，战败了却不反思自己，还说什么是天要亡你，太荒谬了。

　　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

　　与此同时，司马迁也不见得认同人定胜天。比如，他在《六国年表》的序文里说到秦灭六国的时候，他说，秦之所以能灭六国，取得最终胜利，和秦国的努力关系不大，主要是“天所助”，用大白话说，就是老天帮忙。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史记·六国年表》)

　　形势比人强，上天要一个皇帝，秦始皇顺应了这个潮流，所以成功了;项羽却非要当什么西楚霸王，所以就很难赢。但是不能赢，不等于一定输。输也可以不输的得这么惨。你看，这才是司马迁的观点——输和赢之间，成事在天，但事在人为。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孔子的梦想是在乱世里辅佐明君，推行仁政，重建人道主义的秩序。但是我们从事实层面看，孔子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孔子没有成功，不等于失败，因为整个中华文明已经因为孔子的努力而改变。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最后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叹：“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

　　在我看来，这就是司马迁的“天人之际”，孔子的理想和追求跟他所在的时代不符，所以他到死都没有成功，这是“成事在天”。但是孔子却因为自己的努力，坚定不移地选择，成为了后世的“至圣”，这就是“事在人为”。

　　好，弄清了司马迁的目标和需要回应的两个问题之后，你再顺着读一下这三句话就会发现，司马迁的三大追求之间，有着很清晰的逻辑递进——

　　首先，要弄清楚历史趋势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就是究天人之际，才能在制度、文化、政治格局的古今之变中，找到变革背后的不变，这个不变就是人格的觉醒，解决了这两个核心问题之后，再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就能成就属于自己的一家之言了。

　　总结

　　好，最后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这一讲，我分析了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并不是并列的三个目标，而是一个目标，两个问题。解决“成一家之言”这个目标，必须回应“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这两个大问题。跳出《史记》来看，司马迁做到了，他不光在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家之言”，甚至在后代地位越来越高，成为史学的开山鼻祖。而《史记》能够取得这么高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司马迁找到了古今之变的关键——人格觉醒，以人为本，探究历史趋势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司马迁寻找和突破这两个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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