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易经》前的思想准备
第一讲、这样的认知是学习《易经》的正确方向
一、 中国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当八国联军打破中国的文化大门之后，中国的文化开始动摇，中国人的人心渐渐低落。自此以后，我们把西方文化抬得很高，这种伤痛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都有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就是崇外媚洋，把自己的文化看得很低，把人家的看得很高。这是我国被八国联军侵略所造成的创伤。
近百年来我们自我矮化，把西方看得很高，甚至把中国的哲学西方化。其实，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不搭调，完全不同。很多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就喜欢用形而上、宇宙论、唯物论、唯心论来框中国哲学，受这些术语的分割，使得中国哲学精气全消、面目俱非。试看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哲学趋向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都在研究西方哲学，但研究西方哲学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很高的成就，使得他们的名字能够写在西方哲学史上。
至于西方哲学家，有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哲学、欣赏中国哲学的呢?几乎没有。他们大多把中国哲学当作点心、小吃，并不是非常热心、非常重视。当然，除了一个人，那就是荣格。荣格对《易经》非常赞叹，他认为《易经》是东方精神的伟大结晶。荣格对《易经》的喜爱，据澳门城市大学申荷永博士说，尤其到晚年，荣格几乎每件事情都要问《易经》。当我读西方哲学史的时候，看到那些欧洲哲学家都自以为是，因为他们定位的体系，你跟他讨论时，就要跑到他的体系里面去。尤其是黑格尔(很抱歉，我要批评黑格尔)，
他轻视东方心灵，认为东方的心灵是低级的，他们的文化才是绝对的观念，甚至于把中国哲学排除在哲学之外。这些哲学家们不承认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当作宗教。
但是，今天西方哲学没落了，心理学走了，科学不理它了，宗教也离开它了，西方哲学变成了空洞的东西，变成了观念的游戏。所以，我认为中国哲学要赶快脱离西方哲学的道路，要和西方的心理学，尤其是荣格的心理学结合，因为荣格崇拜我们。我们要拿中国哲学的修养(《易经》也是修养)，来弥补西方心理学的不足，让西方心理学跟中国的哲学能够结合，走向世界的舞台。这是我过去一直主张的一个思想主题，从这个主题也可以看出，我为什么要强调《易经》的诚和谦，就是要这种修养哲学的《易经》能够借助西方的文化去改变他们。
二、 所有学问到最高阶段时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对我影响很大的有两位教授。一位是张起钧教授。他是以研究《老子》著名，但是他自己说，我讲道家是骗饭吃，儒家才是我的真正面目。
他认为现在很多写老子的文章毫无价值。为什么呢?很多写老子的文章百分之八十在讨论老子是什么人，《老子》是在哪个时代成书，和老子的思想毫无关系，所以没有价值。他进一步说，我们现在研究老子，是要了解老子如果生在今天，面对今天的问题他会如何处理;至于老子是什么人，《老子》是哪个年代成书，这根本不是重要的问题，不要把精力都放在无聊的问题和考据的问题上。
张起钧教授的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研究思想就要了解其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可见，老师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可以影响学生。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赞成研究《易经》只讨论那些通过地下考古发掘的东西，来说明《易经》是什么样子;真正的研究方向应该是《易经》对我们的未来、对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影响?我的学习研究方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这是张老师给我的启发。
对我影响很大的第二位教授，是吴经熊老师。吴老师是著名法学家，是民国时期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他在美国的法学院做过教务主任，他的著作《自然法》是学院的教科书，这是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他又是天主教徒，他翻译的《新约圣经》，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非常有名，这是他宗教上的贡献;在他退休之前二十多年对禅宗又产生了兴趣，著有《禅学的黄金时代》。大家想想看吴老师所研究的，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佛学，这三者完全不搭调，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能把它们凑合在一起。有一次他讲禅宗，有学生问他说：“老师，您是天主教徒，现在讲禅宗，写关于禅宗的书，是不是有点叛教啊?”他笑了，说不是，他是为天主教多开一扇门，使信天主教的人可以从禅宗进去，就像六祖慧能一样替印度佛学多开一道门，变成中国的佛学。
吴经熊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就像从地上往下挖，在地上有南半球、北半球，每个国家不同、距离很远，但是当我们挖到地心深处的时候就碰头了。因为地心只有一个。如果我们研究学问，研究到最高境界，不管是天主教的上帝、佛教的佛，还是儒家的圣人，都是一样的。这番话大大地启发了我，说明学问到最高阶段时可以融会贯通。吴老师是天主教徒，很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坚持去教堂做礼拜，但他也喜欢禅宗，讲禅宗也不会和他的天主教信仰冲突。可见，当你的研究做到最高的境界，如找到地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贯通。不然，就是南辕北辙。做学问研究到深处，都归于一、归于同，这一点很重要。
以上就是对我影响颇深的两位教授，之所以告诉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做学问，不要着重在枝节的考据上，而是要面对现实的人生，要能够贯通所有的学问，要研究深刻，触及根本。所有学问都是一样的。
三、《易经》是整体生命哲学
整体生命哲学是具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哲学思潮，以揭示人的生命的性质和意义作为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推及到人的存在及其全部认识和实践，尤其是人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再从人的生命和存在推及人的历史和文化，以至人与周围世界(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 说，就是从生命的揭示推及到对整个世界的揭示。整体生命哲学家都没有将生命视为物质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实体，而是看成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就是心 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整体生命哲学家强调生命和激情对理性和经验的超越，因而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但是却又没有完全否定经验和理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用。
我曾经从中国哲学里面去研究整体学。经过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哲学完全是一种整体生命哲学，《易经》《庄子》《老子》都是整体生命哲学。如果用图形来表示整体学的话。
就是等边三角形，我用等边的“道、理、用”三个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如图)。我稍微解释一下。由“道”到“理”，这是中国哲学家体验天道来建立“理”。朱熹说“继天立极”(《大学章句·序》), “继天”，继承天德;“立极”，立人之极，即人的标准，人的标准就是理，一套仁义道德的理。但是，“理”不是空洞的“理”，还要“用”，把它用出去。理用了之后呢，又必须扣紧“道”，要回到“道”;不然的话，“用”一旦直线发展，就有问题。“理”在中国哲学来讲就是理气、天理。这个理也包括了理论，哲学也好、心理学也好，一切理论都在这一块。但西方很多哲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的理论，不一定能够继承天道，他们甚至不谈天道，也不知道什么是天道。他们拿到“理”马上就来用，没有回到“道”上。像科学一样，不能回归到“道”。没有这个“道”, “用”就一直发展，不知“用”到哪里去了。
今天科学的毛病，就是听任科技的发展，不知道回头，也无法回头。一位神学家说，我们今天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老虎”就是科学。骑在科学的虎背上下不来了。譬如我们现在用手机，小孩子两岁就会玩手机，我们能把手机丢掉吗?丢不掉了。我去饭馆时，看到一个小孩子，妈妈不给他手机玩，他就一直哭，直到把手机再给他才止住哭。我们现在、将来可以制造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帮助人，减少劳工，机器人是种发明;但是机器人发展到最后，有一天会反过来消灭人类。《易经》里面的坎卦即是明证，坎就是危险，孔子给这个卦注解的一句话非常好：“天险不可升也。”天设的危险不可升，我们不能超越天道。天的最高处，有一道危险的红线，我们不能越界。我们人要超越这道红线，就像人要制造人一样，是很危险的。
可见，《易经》是整体生命哲学，就像等边三角形一样，从“道”到“理”再到“用”，这是中国的哲学家从体悟的道，转成理，理也包括了德，然后在人生运用上再回到道，这是一个循环。另外还有一个循环，即道本来在日常生活中，就如《易经·系辞上传》所讲的“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不曾离开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哲学家从我们的生活里把这个道提出来，变成理或变成理论。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要回归于道。这是我讲的道、理、用的两个循环，在后续的章节中我还要讲到它们的转化。
在此，我再稍微提一下第二个循环中的“用”，即“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滕文公上》里是说，上古时候曾经有不安葬自己亲人的人，他的亲人死了，就把尸体扛起来丢到山沟里。后来路过那里，看见狐狸等野兽在撕食尸体，苍蝇蚊子也聚来叮咬。他的额头上就冒出了汗，斜着眼而不敢正视。于是这人就返回去拿藤蔓野草和灌木来掩埋尸体，那么，这一盖，到后来就演变成所谓的坟墓。
坟墓的出现，到后来就变成了亲人死亡后所实行的礼制，即葬礼。丧葬之礼，在中国的礼制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礼是回归到道的，又是一个循环。这两个循环，我称为中国整体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中国文化的生命。道、理、用，循环在中国历代文化中，使得中国的文化不断发展成长。总之，“用”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理就是六十四卦卦辞与三百八十四爻爻辞所体现的观念，是文王所写的文字，理要通过道来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才产生重要的作用。如果不通过道的话，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会变成了占卜，变成了后世的预测学，失去了《易经》的精神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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