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板块、《史记》群星闪耀的华夏经典人格
第二十六讲、治世明君汉文帝
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史记》中治世明君的代表，汉文帝。
在中国历史上，“治世明君”这四个字，可以说是所有帝王都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也是百姓心中“好皇帝”的最高标准。这类君主往往有宽宏的胸怀，爱民如子，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治世明君”的皇帝并不少，而要说最早刻画出这样一类君主典范的， 还是司马迁。在他笔下，汉文帝刘恒就是这样一个治世明君。
夹在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之间，大家对汉文帝的印象，可能就是“文景之治”，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文景之治”中的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此，司马迁给了我们一份答案。在《孝文本纪》中，司马迁紧扣汉文帝“仁德”这个要点，一共用了四十三个“德”字，对历史中的汉文帝刘恒进行了聚焦和还原，一个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又爱民如子的治世明君形象跃然纸上，给后世所有帝王，提供了一个范本。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史记·孝文本纪》)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史记》，看看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是怎样一个人。
从谏如流
对于汉文帝这个人物，第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特点，就在于他足够包容，能做到从谏如流。
当时，汉朝的法令中，有一条诽谤罪，还有一条妖言罪。诽谤罪，特指老百姓对官员，或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言论抨击。而妖言罪，则是主要针对底层老百姓，以妖言惑众为罪名限制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这两条法令，都让汉文帝给废除了，废除的时间是他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在汉文帝看来，当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和官僚集团，都不敢随便说话的时候，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皇帝。与此同时，汉文帝还号召全体朝中大臣认真思考皇帝的过失，积极推选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来纠正皇帝的错误。
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史记·孝文本纪》)
你看《史记》就会发现，与前后两代皇帝相比，汉文帝当政时期，敢于直言劝谏的人特别多，最典型的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是汉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以执法如山著称，即便是面对皇帝，他也敢于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比如有一次，汉文帝出巡，路上恰好遇到一个来长安的外地百姓。
这个人第一次见到皇帝出巡，出于紧张，躲在一座桥的下面，想等车队过去后再离开。但是这个人没有经验，他以为车队已经过去了，其实过去的只是开路车队。等他从桥下出来时，恰好就惊到了皇帝的马车。
虽然没有发生意外，但汉文帝非常生气，想重罚这个乡巴佬，但张释之只判了这个百姓罚款。对此，汉文帝很是不满。张释之并没有因为皇帝生气，就改变判决结果，而是拒绝了皇帝，坚持按照法律判决。
最终，刘恒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还称赞张释之，说廷尉就应该这样。
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张释之和汉文帝类似的互动，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还写了很多。如果单独看，你可能会觉得张释之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忠臣典范。但我提醒你注意一点，同样是这个张释之，在汉文帝死后突然不敢说话了。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景帝立，释之恐”，意思是汉景帝登基，张释之就陷入了恐惧状态。
为什么景帝继位，张释之忽然害怕了呢?根本原因在于，景帝与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景帝对待臣下非常刻薄，而且喜欢记仇，睚眦必报。后来，张释之在汉景帝时期果然一事无成，连张释之的儿子也因为太坚持原则而被罢官，从此再没有返回官场。
因此，张释之敢于坚持原则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汉文帝这样一个从谏如流，宽宏待人的皇帝，也就不可能有张释之的传奇。
知人善任
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点，就是他能识别人才，知人善任。
著名的才子贾谊、晁错，都是汉文帝发现的人才，并得到了破格提拔。在武将里， 汉文帝发掘、储备了周亚夫和李广两位将才。这里面，汉文帝发掘周亚夫的故事，尤其值得拿出来说一说。
当时，匈奴大举入侵。汉文帝调集了六路大军，保卫长安，周亚夫是其中一路的指挥官。当时，汉文帝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但他仍坚持带着慰问品，亲自去各个军营慰问将士。在这个慰问的过程中，各地军营的指挥官都为了配合君王的视察，穿着日常礼服欢迎汉文帝，而且任由汉文帝的车队在军营中移动。
然而，等汉文帝到了周亚夫所在的军队，周亚夫却坚持用战争状态下的君臣礼节接待汉文帝，不跪拜，而且他还要求汉文帝的车队必须按规定移动。
这个做法让汉文帝身边的很多臣子颇为不满，但汉文帝反而因此看重周亚夫，认为这才是真正将军该有的样子。第二年，汉文帝去世，临终前他特别交代儿子汉景帝，未来如果发生战争，真正可以委以重任的将军只有周亚夫。后来，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成功平定了叛乱。
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除了周亚夫之外，你会发现，汉文帝在跟其他有才能的朝臣互动的时候，都是保持着谦虚和谨慎。他尊重人才，能够听取他人的劝谏，更能发掘人才真正的价值，委以重任。
爱民如子
汉文帝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君主。
这可不是口头随便说说的。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以身作则，鼓励农桑，关注民生，减轻百姓赋税和徭役，但凡遇到有对百姓生活不便的禁令，他就废止来便利百姓。
而在我看来，最体现了汉文帝爱民如子的，还要数他在死前立下的遗嘱。司马迁非常看重这篇遗嘱，将其完整收入了《史记》的《孝文本纪》之中。
我在这里给你展开讲讲。
这篇遗嘱一开篇，就先从哲学高度来看待生死。汉文帝认为，世间万物，最终都会死。死是天地之理，是物之自然。所以，不值得为了一个人的死，让活人跟着受罪。
但是，按照当时的传统做法，皇帝死了，整个天下都要跟着表达哀伤。首先，长安城要成为全国最伤心的城市。老百姓要在官员的组织下，到皇宫外痛哭流涕，比着看谁哭得更伤心。同时，整个国家都要处于集体办葬礼的状态下，结婚之类的重大喜事都要全部取消，喝酒吃肉也在禁止的范围内。
对这些繁文缛节，汉文帝全部进行了改革。
他在遗嘱中说，坚决不允许组织老百姓来宫门口排队痛哭，也不允许在宫门外搞什么仪仗展示。全天下的官员和老百姓，只要追悼三天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结婚、喝酒、吃肉，统统恢复正常。
在很多人看来，这边皇帝刚死，那边你就吹吹打打，喝酒吃肉，就差唱《今天是个好日子》了，极其不合适。但是汉文帝觉得，有何不可?老百姓结婚生孩子，喝酒吃肉，朕最高兴。因为一个人的死去，搞得全国不安宁，这才有问题。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个性的一份皇帝遗嘱，我把原文放在文稿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
在《孝文本纪》中，汉文帝死前不断说自己“不德”，也就是不贤德。可是汉文帝死后，官方对他的评价是，“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意思是论功勋，以汉高祖刘邦为第一;论德行，以汉文帝刘恒为第一。俨然以刘邦、刘恒父子，分别作为建功立业和品德高尚的代表，为后世的君主树立了两个标准。
后来，景帝延续文帝的政策，父子二人共同创造了华夏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开辟了后面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治世传统，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再到明代的“仁宣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一脉相承。
总结
好，现在我来总结一下本讲的内容。
今天这一讲，我给你介绍了司马迁笔下的治世君主楷模，汉文帝。
汉文帝自从登基称帝以来，一直努力创造一个开放的言论环境。他虚心纳谏，听取臣子们的劝告。而且，汉文帝还能做到举贤任能，发掘人才，委以重任。最重要的一点，汉文帝爱民如子，非常注重百姓的民生。他鼓励农桑、废除严苛的刑罚，并且在死前也立下遗嘱，不允许自己的丧礼过度干扰百姓的日常生活。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华夏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德政时代——文景之治。而司马迁正是通过一篇《孝文本纪》，用四十三个“德”字，塑造了一个治世君主的典范。“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傒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讬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傒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史记·孝文本纪》)
最后再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中国历史上，你认为还有哪些君主可以称得上“仁德君主”?请你跟大家分享，说出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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