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近照
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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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鲁迅
因为他很特别
我们讨论“为什么需要鲁迅”，首先要讨论或者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鲁迅是谁？
关于“鲁迅是谁”，实际上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被告知的，可能也包括诸位所听过的毛泽东的鲁迅观——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这“三家”并不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一讲就把鲁迅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离我们比较远，可敬，却不可亲，也不可爱，也就谈不到需要了。
实际上今天很多青少年与鲁迅有所隔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这“三家”给吓到了。
▲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合影
这些年又有了新说法，强调鲁迅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
这也有很多事实作根据。但是面对这个新“三好”，我不免有一个疑惑：天下的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多得是，干吗需要鲁迅呢？也许有人做爸爸比鲁迅还要好，所以用“三好”来说明鲁迅，同样没有说服力。
我自己对此有一个说法：
一方面，鲁迅不是神，他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们可以接近他；
另一方面，鲁迅和我们，和我们大多数人又不一样，他是个特别的人，因为特别所以稀有，因为稀有所以我们需要鲁迅。
我想起当年林语堂给鲁迅起了一个绰号，说他是“白象”——大多数的象都是灰色的，鲁迅这头“象”有点特别，是“白象”。
据说鲁迅非常喜欢这个绰号，海婴刚出生的时候，鲁迅第一次作为父亲到产房抱起他，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小白象、小白象、小白象”。他把林语堂给他取的绰号传给自己的爱子了。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合影
我们来进一步讨论，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思想观念，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
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不妨一起来读鲁迅的作品，看一看仅属于鲁迅的一些特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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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之一
《论“他妈的”》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第一篇就是收在《鲁迅全集》第一卷中的《论“他妈的！”》。
“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不过有的人公开骂，像我这样的人讲文雅，公开场合不会讲，但私下里对讨厌的东西也会说“他妈的”。
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父亲就对儿子说：“他妈的，你吃吧。”儿子则回答说：“他妈的，你吃吧。”这里的“他妈的”跟我们今天说的“亲爱的”意思差不多。
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不仅谈了，他还要论，还作出论文，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博士论文敢以“他妈的”作为论题的。鲁迅却偏偏要论，而且要“考证”——“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骂人从来就有，中国自古就有，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
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什么都有；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仅凭出身就耀武扬威的大家族子弟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你神气活现，不就是有个好妈吗？那我就骂“×你妈的”，这就出了一口气，心里也似乎好受一点。
这或许可以说是“迂回胜利”吧，但在鲁迅看来，这是“卑劣的反抗”，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样，鲁迅就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中国国家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
并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社会还有等级制度存在，就会不断地有“国骂”，有“他妈的”。
我们不由得会想到今天。我们读中学时流行过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说：“有了好妈妈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国骂”，“他妈的”不正风行于当下的中国吗？
你们看，“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但是鲁迅提出了质疑，而且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
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思维，除鲁迅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论“他妈的！”》也从此成为绝无仅有的一篇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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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之二
《我要骗人》
我要郑重推荐给大家的第二篇文章，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但鲁迅却说：
“我不想讲假话，但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我说出一部分，人们就说太冷。如果我内心的冷气全部说出来，还有人愿意接近我，那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可见鲁迅是有所讲又有所不讲，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而且，鲁迅还公开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他还要“骗人”。
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年冬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那时候有很多地方发生水灾，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她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请求捐款。
鲁迅作何反应呢？鲁迅知道，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相当腐败，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因此在他看来，小女孩的募捐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
但是鲁迅问自己：能把这些话讲出来吗？能对小女孩说，你这样做没意义、没价值吗？看到她那渴望的、热切的眼光，真的就说不出来。不但不会讲真话，还要骗她说，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
于是鲁迅就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给小女孩。小女孩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连声谢谢。看着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手的温热还感觉得到；但鲁迅分明感到，这手温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他骗了这个女孩子！
鲁迅又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我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他又想起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他能对老母亲说，您不会长寿，您迟早要死的吗？他不但不能这么说，还要安慰她：母亲，您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您一定长寿！但他的心里却明白，他说的不是真实。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我要骗人”！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是非常受震动的。我觉得，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言说”？这就要谈到鲁迅《野草》里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立论》。
其实我们每天讲话都是在“立论”，问题是：如何立论？
鲁迅设想了一个梦中的情景：一位老师正在教学生作文如何立论，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朋友喝酒。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得到了众人的欢呼。这就说明说真话要遭打，说假话反而受欢迎。学生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老师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方式：
·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
·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
·还有一种，就是说模棱两可的话。
我读到这里也很受震动。因为我自己，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这三种选择，而且最后选说真话、老实话、心里想说的话的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在说假话，说不着边际、模棱两可、大家都这么说、自己也未必明白和相信的话。
但谁也不去想它，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正视了，想了，还严肃认真地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在这里。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 1928年3月16日 摄
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很多年前，我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但学校领导提出一个条件，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对某一问题表态，不表态就不能毕业。但他实在不愿意表态，就写信问我，钱老师，您说怎么办？
我收到这封信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你要拒绝表态，不说违心的话。但我能这么说吗？我已经当教授了，他连大学还没毕业。我说这话倒是轻松，显得很正确，挺崇高；但这个年轻人如果听了我的话，就不能毕业，连工作都没有了，这怎么行？
我反复考虑，想到鲁迅关于立论、关于“我要骗人”这番话，就按我的理解，对这位大学生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但在中国却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作为年轻人，你自然应该追求最高境界，要尽可能地说真话。
第二，有时候真话说不了，你可以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了。
第三，有时候不表态也不行，你必须说话，而且必须说假话，怎么办？那就说假话。
但是说假话也有三个条件，也可以说是必须坚守的三条底线：
第一，要分清是非，认识到你这次表态是错误的。这话讲起来简单，但在生活中，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后来讲多了便认为讲假话是对的。现在很多人不就是在理直气壮地讲假话吗？这就过了线了。你心里的是非必须清楚：讲真话是对的，讲假话是错的，这一点不能含糊。
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不能去为了自己的私利主动说假话。
第三，说假话绝对不能伤害到第三者。你违心地表个态，自己承担责任与后果，但绝不能去检举别人，即所谓“戴罪立功”，那也是过线了。
这就是我在鲁迅启发下得到的三条说话原则：
一、尽量说真话；
二、不说话；
三、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说假话，但也要守住三条底线。
钱理群一生研究鲁迅，时间久了，他自身也有了不少鲁迅的气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说：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革命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未曾见过的他都经历过，我们已经见证的，他都是当事人之一。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他对鲁迅有着独到的理解，常以鲁迅的精神直面当下社会；那些不断拷问人的灵魂的言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当下中国的社会思潮、人文发展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鲁迅，也需要从鲁迅那里获得新的给养；钱理群教授多年来对此所做的深刻思考，刚好契合了社会与时代的需要。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重张鲁迅精神，厘清时代真相。
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坐标，是具有民族性与原创性的文化巨人，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而钱理群是中国盛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两相融合保证了内容的经典性与权威性。
本书从“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以及“重看历史中的鲁迅”等三重视角来重新审视鲁迅与时代的关系，昭示出在急速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重拾鲁迅精神，去抵抗新的时弊，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