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板块、《史记》中的六波地理大开拓

　　第四十六讲、冒顿单于打造的跨文明帝国

　　昨天，我给你讲了《史记》中记载的第五次地理大开拓。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由这一次的地理开拓引发的重大议题——如何打造跨文明帝国。

　　在上一讲，我给你讲过，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冒顿在成为匈奴单于之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就率领匈奴骑兵统一了大草原，又在一统草原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将匈奴帝国的版图，向西一直开拓到了河西走廊，向南夺回了耕牧分界线，实现了跨越草原、农耕、绿洲三大文明区的征服。

　　这里，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不仅仅是冒顿单于的个人成就，跨文明区帝国的出现，更标志着华夏世界正式进入了多文明区的帝国统治时代。

　　全新的帝国形态，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突破单一文明区的统治模型，实现跨文明区域的统合，成为了匈奴帝国，乃至整个华夏世界必须解决的问题。后来的汉、魏晋、隋唐，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上历任统治者，全部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而第一个试图回应这个挑战的统治集团，就是匈奴帝国。可惜，匈奴的尝试失败了，并在冒顿单于死后五十年里迅速崩溃——先是失去了耕牧分界地带，然后河西走廊又失守，最后被驱赶到北方更遥远的地区。到了南北朝时期，我们甚至在历史中都看不到“匈奴”的字样。

　　匈奴是如何回应跨文明区统合的挑战?最后又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呢?

　　接下来，我带你继续读《史记》的《匈奴列传》，咱们一起寻找答案。

　　草原帝国的统治模式

　　要想解决为什么匈奴帝国无法实现跨文明帝国的统治，得先弄清匈奴帝国的统治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当时，整个草原就是一个大战场。为了生存，部落成员小时候就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大了就射狐兔。但凡能弯弓跨马的人，都是战士。部落之间的战争，更是如家常便饭。在农耕地区的汉朝人看来，他们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意思是说，匈奴人有好处就进攻，没有好处就撤退，非常务实，不受繁文缛节的束缚。

　　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

　　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匈奴部落中的每个人都自觉遵循不战斗者不得食的原则，形成了重军事、轻文化的高度战斗性的组织文化。

　　而冒顿单于根据匈奴部落的军事特性，进一步完善了匈奴的统治体系，打造了第一个草原帝国，完成了草原世界的第一次大一统。

　　单于之下，依次设置左右贤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官职，可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基层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同时，整个帝国又分为二十四个动员区，每个区都能迅速动员一万名骑兵。官员直接跟军队挂钩，军政一体，牢牢绑定。

　　这一段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得很详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把原文放在文稿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

　　这样，冒顿单于就根据游牧国家的特色，建立起了一套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国家体制，实现了匈奴帝国的华丽转型。冒顿单于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在父亲的基业上，继续鞭挞四方，所向披靡，从而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

　　而河西走廊，正是四大文明区块的枢纽地区。在汉王朝还不清楚河西走廊的意义的时候，匈奴则早早就控制了河西走廊，占据了绝佳的战略位置。

　　好，那么按道理来说，这样军事能力强横、战略位置优越的帝国，更应该所向无敌，为什么在冒顿单于死后五十年，就走向了衰落的道路呢?

　　地理多样性是一把双刃剑

　　在我看来，原因正在于，匈奴的单一的统治模式与多文明区帝国的治理需求不匹配。说白了就是，跨文明的征服容易，跨文明的治理太难。

　　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周武王的分封制，秦始皇的郡县制，都是以农耕形态为基础，才能成立的制度。移到大草原上，就会出现各种不匹配的状况。同样，冒顿单于为草原帝国打造的那一套统治方针也很难跟农耕文明区配套使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把冒顿单于的那一套制度，放到中原，肯定是不匹配的。农民是严格按照季节，在固定的农田里播种收获，土地是人们最大的羁绊。要把耕地变成牧场，让大家跑来跑去，不仅不符合中原的地理环境，也不符合人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

　　而且，在中原经营农场，远比经营牧场更合适，收益也更大。反过来，把中原的一套郡县制摆到当时的草原上也很麻烦。因为人是流动的，县衙门是固定的，结果一年中一半的时间，辖区内没有人，另一半时间全是人，而且跑来跑去，怎么去管理呢?

　　因此，要想实现跨文明区域的管理，就要为每一种地理环境，找到最恰当的治理模式，还要把不同的模式，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中。所以，按这个 逻辑往下推断，这个时候，匈奴帝国就不能只是固守军政一体的统治模式，而是需要更深入地，去研究、借鉴，不同文明区的治理模式和特点，完成制度上的革新，这样才能真正变征服为融合。

　　但遗憾的是，匈奴帝国失败了。

　　一方面，匈奴帝国当时的统治者，没能意识到制度革新的重要性，依然以草原统治模式，到处扩大牧场，建立兵营，强制不同文明都向草原看齐。

　　对于不适合游牧的地区，就将资源掠夺一空，地理的多样性被极大摧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西域。虽然匈奴帝国比汉王朝更早就深入西域，完成了武力征服，却始终不能在绿洲地区形成向心力，让西域各国归顺匈奴。

　　另一方面，也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一点，匈奴帝国无法实现跨文明区的融合，其实跟当时草原文明自身发展的不成熟有很大关系。

　　按照经典的文明史观，早期文明发展有三大标志，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城市，一个是金属工具。对照匈奴来看，单在文字这一点上，司马迁就已经在《史记》里说得很清楚，“(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文字和书籍，只是用语言来相互约束。

　　再看匈奴的城市建设，也是空白。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因为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就是要不断游牧，没法停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金属工具，在草原民族这里，则主要用来打仗，而很少用来生产。

　　因此，此时的草原文明，仅仅具备与单一地理形态相匹配的文明样式，很难实现跨文明区的融合。

　　受到这种影响，不要说讲好别人的故事，匈奴连自己的故事都没有讲好，没有留下任何高水准的历史记录。到最后，这个帝国的事迹，还要依靠《史记》这部史书流传下来。而当匈奴故事要靠汉人的记载才能流传，汉匈之间融合的主次关系就已经确定了。

　　假如没有《史记》，今天不会有人记住冒顿单于，甚至不会有人记住匈奴帝国。 在我看来，这就是比社会性死亡更可怕的，历史性死亡。

　　因为军事力量过剩，非军事力量不足，匈奴最终只是做到了跨文明征服，却未能开创真正的跨文明融合。该如何实现跨文明区的融合，成为了贯穿华夏历史的长期问题。

　　伴随着匈奴的失败，跨文明融合的历史机遇，随之转移到了匈奴帝国的竞争对手那里。这就是下一讲要讲的，汉武帝的历史功业。

　　总结

　　好，最后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这一讲，我给你讲了伴随着《史记》中第五波地理大开拓，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帝国形态——跨文明帝国。全新的形态，也意味着全新的挑战。匈奴帝国是第一个尝试解决跨文明区域治理的集团。可惜的是，匈奴帝国的尝试失败了，他们忽视了地理多样性带来的问题，也没有能力跟其他文明区进行深度的文化融合。

　　因此，哪怕占据了战略地理上的优势，有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但是匈奴帝国还是迅速走向了衰败，从而将实现跨文明融合的历史机遇，送给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原的汉王朝。

　　最后， 请你谈一谈，你认为在跨文明区域的统合这个问题上，华夏历史中哪一任帝王做得最好?说说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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