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板块、《史记》群星闪耀的华夏经典人格

　　第三十四讲、超前的商业认知货殖

　　上一讲我讲了游侠群体的人格力量，今天我要借助《货殖列传》为你讲讲司马迁笔下的商人。

　　“货”是货物的货，在古代有商品、货币、财富等多重含义，“殖”是繁殖的殖，代表增长。“货殖”的意思就是通过商业行为增长财富。

　　商业很重要，在今天这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但是古代可不是这样。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古代基本上是重农抑商的。

　　之所以重农，是因为在农业文明下，农耕是最大的生产力来源。之所以抑商，是因为农业文明生产力低下，物资本身是稀缺的。而商人不事生产，赚钱却比农民多，如果不抑制，任凭大家去搞商业，结果种田的人少，吃饭的人多，那就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在农业文明下，商业和农业容易形成竞争关系，重农抑商是必然的选择。

　　但问题是，抑商抑到什么程度算是合理?这是一个难题。

　　事实上，在古代，经常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不仅过度抑制商业，甚至妖魔化商业和整个商人群体。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时代，遇到带有惩罚性的苦役时，就会把商人和罪犯一起，作为优先征发的群体。这种情况，和当时官府妖魔化游侠，有某种类似之处。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司马迁不仅写了《游侠列传》还写了《货殖列传》。

　　在《货殖列传》中，他记录了很多优秀的商人，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观点的判断：商人群体和政治、文化领域的成功人物一样，值得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是一种罕见的史学眼光。可以说，司马迁最早也最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华文明中的商业基因。

　　如果说司马迁给游侠立传，是发现了游侠身上的闪光点，为侠义精神正名。那么，司马迁又在商业和商人群体身上发现了什么，要专门载入史册呢?下面就让我们结合《货殖列传》，一起来找一找答案。

　　司马迁的商业观

　　首先我要提醒你的是，读《货殖列传》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和其他“列传”主要是叙事不同，这篇文章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议论，甚至于里面描写的人物也是为议论服务。所以这一讲，我不只要讲商人的群像，还要为你讲讲司马迁对商业的看法。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司马迁的商业观。

　　第一个方面是商业对人类群体的贡献。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确，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根本，但如果能在不损害农业的前提下，用非农业渠道，为国为家增加财富，那不是大好事吗?司马迁从整体视角出发，提出来商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此。

　　在富国的层面，他举了两个例子，都和“春秋五霸”有关。

　　第一个例子是齐桓公。前面我讲齐桓公的时候也讲过，齐桓公刚即位时，齐国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好，后来管仲变法，特别注重商业，比如推行国家垄断盐铁，通货积财。齐国有了钱，齐桓公才有实力召集诸侯会盟，成为盟主，发动战争，成就一代霸业。

　　第二个例子是越王勾践。

　　越王勾践能够打败吴国，报仇雪恨，并且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位霸主，是因为卧薪尝胆吗?当然不完全是这样，卧薪尝胆是勾践个人的自我磨炼，更重要的是因为他重用范蠡。范蠡这个人很有商业思维，后来退出政坛后还成了大商人，后世说到有钱人，就说他是“陶朱公”，说的就是范蠡。

　　范蠡主张，官府要控制物价，平衡好农民和商人的利益，保证国家关税充足。如此治理十年，越国富足起来，有足够的财力犒赏战士，支持战争，这才有了后来的霸主地位。

　　这两个例子都是“上则富国”。至于“下则富家”，司马迁举了更多例子，告诉我们，商业不仅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也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这就是我接着要讲的第二个角度，商业对普通人的意义。

　　前面我提到过，在分封制的体系里，人被分成贵族和平民，平民没有受过教育，出路狭窄。而随着分封制逐渐崩溃，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形成，社会阶层的壁垒被打破。在这个变化里，通过商业改变自身命运，成为新兴庶民阶层的一个选择。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写了很多这样发家致富的普通人。

　　即便是在高度重农抑商的秦始皇时代，也有靠商业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比如，在当时的乌氏县，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平凉地区，有个叫倮(luǒ)的人，就是靠商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发家致富，还给国家贡献了大量优质的战马和牲畜，以至于秦始皇特许他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可以和朝臣一起进宫朝见。这在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商业，让这些平民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跃迁。

　　其实如果翻到《太史公自序》，你就会发现，司马迁很看重这一点，他特别写了一段话来解释为什么给商人立传。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意思是，普通百姓，不妨害政治，不影响百姓，靠商业手段增加财富，是值得肯定的智慧。

　　这里他强调了布衣匹夫之人。实际上，在当时，很多平民确实是通过商业改变了人生，而司马迁把握住了这种时代潮流，特别彰显出这种商业价值。

　　为商人正名

　　好，说完了司马迁对商业的看法，接下来看看，他又是如何看商人的呢?

　　首先，司马迁反对从唯道德的视角去看待商人。

　　很多人诟病商人唯利是图，但在司马迁看来，不是这样的。人的欲望是根植于天性之中的，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这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从华夏文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是如此。

　　这里，司马迁以历史的眼光，承认和肯定了人的欲望。为了进一步说清这个道理，司马迁甚至在《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挑战了老子的观点。

　　他认为，老子所期待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是违背文明发展规律的。对个体来讲，清心寡欲、淡泊名利，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群体都这样，就会让社会丧失活力。所以说，真正的道，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顺应人的欲望。商人通过贸易，满足人的欲望，这恰恰是合乎道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欲望是人的本能，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观点。想想看，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儒家赞美安贫乐道，一千多年后的宋朝，还在宣传“存天理、灭人欲”，你就知道司马迁有多么超前了。

　　其次，除了替商人逐利辩护，司马迁还赞赏商人的智慧。

　　在有些人眼里，商人成功，靠的是投机取巧，倒买倒卖，甚至认为这是不道德的。然而司马迁不这么看。他认为，商业背后有一套规律，也就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意思是，商品的价格波动巨大，最昂贵的，可能变成最不值钱的;最不值钱的，也可能变成最值钱的。能把握住这个规律，看准商机，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和决断力。而顶级的成功商人，尤其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

　　这里司马迁引用了白圭的一句话。白圭是战国大商人，被汉代奉为“商人之祖”，他说，我做生意，可以和伊尹、姜太公谋划天下，孙子、吴起统兵打仗，商鞅变法相类比。

　　这就意味着，通过商业活动，商人也能展现出不输给谋略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智力。

　　商人的理想品格

　　除了白圭，在司马迁笔下还有一位商人，我要特别提醒你注意，那就是子贡。

　　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能够扬名天下，子贡功不可没。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门弟子遍布天下，而子贡是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他出行排场很大，用的是四驾马车。驾是驾驶的驾，四驾指的是四匹马拉的车。在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六驾，而四驾，是地位显赫的高级贵族才能享用的礼仪。

　　子贡访问诸侯，都带着重礼。因为他有这样的财力，所以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国君都非常尊重他。而子贡面见这些国君时，不遗余力地宣传老师的理念。所以司马迁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孔子当然非常了不起，但是也因为有子贡这种“得势者”，孔子的思想才能传播得更远。

　　子贡身上实际上体现了司马迁对于商人理想品格的寄望，那就是，不仅有商业智慧，还有超越商业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

　　《货殖列传》实际上也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人的商业伦理，后世论良贾、贾道、义商、儒商的文章，基本上都会追溯到《货殖列传》。

　　总结

　　好，我来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今天这一讲，我立足《货殖列传》，为你介绍了司马迁是如何看待商业和商人的。他支持重农，但反对过度抑商，尤其反对妖魔化商业和商人群体。这些洞见，在当时近乎离经叛道，所以引发了很多非议和攻击。《汉书》的作者班固就指责他写《货殖列传》是“崇势力而羞贫贱”，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拜金主义。甚至连生活在北宋这样商业大发展时代的司马光，也还在用类似的观点批评司马迁。但是，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货殖列传》是一篇具有大智慧的文字。活在重农时代的司马迁，对商业和商人的洞察，远远超越于他的时代。

　　最后再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觉得，中国历史上让你印象最深的商人是谁?为什么?欢迎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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