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第五十讲、《史记》中隐藏的两大思维

　　不知不觉，我们的《史记》课程，终于到了最后一讲。

　　《史记》是以人为基本单元写成的作品，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已经解读过27种人格类型，有礼贤下士的主公(信陵君)、急公好义的斗士(鲁仲连)、最负盛名的刺客(荆轲)、白手起家的开国帝王(刘邦)、千古名相(萧何)、功高盖主的统帅(韩信)等等，他们中的有些人，身处同一时代，有着同样的追求，但结局却大不一样。有人功成名就，有人归隐山林，有人含冤而死。

　　经过近一个月的学习，你可能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的命运如此不同?

　　当然，这里面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性格、能力、出身，乃至运气、资源等等角度，都可以给出一番解释。但是在我看来，影响人命运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思维方式。

　　在《史记》的这些人物身上，我读到了两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一种我称为人际思维，就是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个体，立足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来看世界;一种我称为组织思维，也就是把自己看作组织中的一员，立足个体和组织、组织和组织的关系来看世界。

　　在这门《史记》课里，我希望你不光是了解到27种人格类型的标签，以及这些人格原型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传承，也不要忘记透过个体命运的种种选择，把握他们的思维方式，找到造成他们命运的影响因素。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帮你更好地读懂、读透《史记》。

　　所以，在今天这最后一讲里，我会结合《史记》中的关联案例，为你具体讲讲《史记》中隐藏的这两种思维，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人物的命运的。

　　人际思维

　　我们先来看人际思维。

　　说到这种思维方式，你可能觉得，这我不陌生，中国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熟人社会，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找熟人、托关系，这不就是人际思维吗?

　　但是我要说的人际思维并不是这种思维，而是把一切关系都变成，或类比为人际关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的好处，是可以通过看清关键人物之间的厉害关系，从而快速选择自己的立场和策略。

　　在《史记》里，有一批积极运用人际思维，为自己谋求出路，实现阶层跃升的人，那就是活跃在战国的游士和客卿。

　　最典型的，就是我在课程里给你讲过的伍子胥(夫差、勾践)。他原本是一个楚国人，后来受到迫害，远逃到了吴国。作为外来人，他先搞清楚了吴国的核心人物关系——吴国的公子光想要称王，想除掉吴王僚;而吴王僚志大才疏，并没有真正战胜楚国的意志和决心。

　　于是，伍子胥决定和公子光合作，他引荐刺客专诸，帮助公子光成功继承王位。伍子胥这才得以进入吴国高层，成为新吴王身边的重要人物，启动了他的复仇计划。

　　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

　　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史记·伍子胥列传》)

　　除了伍子胥，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范雎，也都是善于运用人际思维的人。这些人行事作风的共通之处，就是当他们要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都是先搞清楚掌权的人是谁，互相之间的关系如何，再利用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帮助自己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对人际思维的巧妙运用，让他们在风云变化的战国，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也潜藏着一个弊端。那就是容易潜意识地，把一切关系都想象成人际关系，用个体道德去评判、处理各种复杂关系。

　　《史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宋襄公。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的宋国君主，以“让国”、“仁义”闻名于诸侯。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他出兵帮齐国平定内乱，不图任何回报，可谓高风亮节。但是，这个人的下场却很悲惨。

　　宋襄公企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而与另一个大国楚国，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

　　当时，楚强宋弱。宋襄公明明有机会趁着楚国军队渡河，还没列好阵型的时候迅速发动攻击，占据上风。但是宋襄公却坚持不用，非要等楚国军队渡过河、列好阵来打自己。用宋襄公的话说，这是“不困人于厄”，也就是他不愿意趁人之危，坚持要等到敌人排好队列，进行公平决战。

　　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惨不忍睹，宋国人都怨恨宋襄公不及早发动进攻。而宋襄公战败之后，第一个来落井下石的国家就是他当年帮助过的齐国。

　　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

　　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史记·宋微子世家》)

　　对宋襄公的这个悲惨下场，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宋襄公太蠢，智商不足;一种认为宋襄公太善良，道德水准太高，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宋襄公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但在我看来，这两种回答都没有抓住关键。造成宋襄公悲剧命运的不是道德，也不是战术战法，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宋襄公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运用了人际思维。

　　宋襄公讲义气，重感情，做事不求回报，在人际关系层面，这都是美德。但是，在春秋时期，组织与组织间的竞争越来越残酷，宋襄公作为一个国君，却只立足于个体看问题，用个人的道德偏好，来处理组织间的问题。客观上来说，这是在用集体利益，换取他个人的道德名声，最终落得惨败的下场。而且失败之后，没有人同情他，更没有人赞美他。

　　类似地，吴王夫差以为他可以用自己的宽容大度来感化越王勾践，换来吴越两国的和平;韩信寄希望于他和刘邦的感情纽带，让刘邦在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还封自己为诸侯王，这都是在用人际思维去处理组织之间的问题，都是缺乏组织思维的体现，而他们最后也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组织思维

　　说到这里，我就要为你介绍第二个概念，组织思维。

　　说到组织，大家都能理解，小到社团、公司，大到国家，都是一个组织。如果说人际思维是以个人好恶、关系远近为准则，那么组织思维，则是以集体利益和成败为基准。

　　那么，在《史记》中，有谁是特别善于利用组织思维处理问题呢?在我看来，正是汉高祖，刘邦。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莫过于，楚汉争霸打到后期，打成了消耗战，而且楚军越来越不占优势。这个时候，项羽为了打破僵局，威胁刘邦，如果不立即开城投降，就把他的父亲烹杀，也就是下油锅。没想到，刘邦很淡定地说，当年你我曾经约为兄弟，我爹也是你爹。既然兄弟你想吃爹的肉，吃就是了，别忘了给你大哥我也留一碗。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 (《史记·项羽本纪》)

　　从个体道德的角度看，自己的父亲深陷困境，而刘邦不但不为所动，居然还提出“分我一杯羹”。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往往对刘邦的人品非常不齿。

　　但问题是，如果当时刘邦成功被项羽威胁，开城投降又会怎样呢?项羽会放过他的父亲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投降就意味着刘邦的事业彻底失败。乱世之中，那么多人追随刘邦，刘邦的失败就是他们的集体失败。如果刘邦因为自己亲爹遭到劫持，选择投降，弃组织于不顾，就不会有后来楚汉争霸的胜利。

　　刘邦的选择，也许是因为他的冷血无情，也许另有原因，但在我看来，至少客观结果上，这是组织思维的一种体现。刘邦的选择是符合组织的利益的，也符合他作为一个组织中人的角色。这也提醒我们，组织道德和个体道德，并不完全吻合。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个体道德去评价一个组织里的人。

　　除了刘邦，《史记》中还有很多人物，我认为也是具有组织思维的，比如做到了萧规曹随的曹参，懂得包容不同声音的汉文帝，通过参与组织运营保住儿子和自己地位的吕雉，都体现了高超的组织智慧。

　　当然，人际思维和组织思维也并不矛盾，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思维。关键在于，什么时候使用哪一种思维，这才是影响事情走向，乃至命运转折的要素。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反观自己的两个重要维度。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想要读透《史记》，要花费的功夫远不止听完我这50讲课程。而读懂《史记》中的人物，除了从时间、空间、人格这三个维度去解读，也必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在这门课程里，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几个方向，带你一起领略了《史记》的魅力，并在最后一讲，为你做了一次梳理。

　　课程结束之际，再次感谢你的全程参与。希望这门课能帮助你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在历史中洞察当下，在经典里超越自我，活出一个更加挥洒自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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