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起名废”，基本上每一篇文章的标题都千篇一律，缺乏亮点。
之所以这么写标题，一个是懒得花心思起标题，不弄什么噱头，全靠文章内容取胜。
我固执地相信，觉得我文章有干货、有料的朋友，不会因为我文章标题的简陋而离去。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非不愿也，实不能也”，我好几次不懒了，想要认真取几个有趣的标题，结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那还是继续懒下去吧。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疑惑了：“经常看你文章的标题，写着千古绝对，惊艳千年的对联，结果点开文章一看，都是一些明清时期的对联，如何谈得上千古绝对，如何够得上千年？”
这个疑问当然很有道理。但须知对联是文艺作品，就像李白说“桃花潭水深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那样，谈论对联有时候难免带点夸张的修饰手法。这是广大网友认可的说法。
要不然，人们可以约定成俗，将“烟锁池塘柳”、“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些对联称为千古绝对呢？
如果吹毛求疵，严格考证时间，这些对联自然也是称不上“千古”、“千年”的。
不过，这个问题中有一点，倒是挺值得探讨的。
就是我为什么谈论的多数是明清时期的对联作品呢？
原因很简单，对联真正繁荣的时期就是明清时期以及其后的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名联都诞生于明清。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为什么绝大多数对名联都诞生于明清？为什么明清时期对联创作才得以繁荣呢？
大家不妨倒一杯水，端起茶杯，拉开耳朵，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是真游泳的猫，一个对联达人。喜欢对联的朋友一定要动动手指，关注我哦。
一般来说，历史上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期后蜀国主孟昶写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当然，也有人认为还有更早的对联。比如《古今联语汇选》说，唐代诗人张祜在墙壁上写了一副最早的对联：“小洞穿斜竹；重阶夹细莎。”
再比如明代《八闽通志》说，唐末文人徐寅的藏书楼写了一副对联，早于孟昶的对联：“壶公山下千钟粟；延寿溪头万卷书。”万寿楼联
甚至有人说，最早的对联其实在晋代产生。《晋书》记载了“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的对句，理当视为对联。
当然了，一般的说法，还是认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为最早的说法。
照理说，既然五代时期对联产生了，那么宋代理应是对联大繁荣的时期了。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宋代对联并不多。
原因在于，许多所谓的对联，只是律诗中的联句，以致于诗人陆游的许多诗中联句，都被后世文人当成了对联，悬挂在屋中。
而宋代文人们随口之间，虽有许多对联产生，却不是多数不是专门为对联的创作。
虽然有对联之实际，却并无创作对联的自觉，多数的对联仍是沿袭诗词创作而来。
换言之，此时人们多数为“诗词作者”，而非真正的“对联作者”。
诸如黄庭坚与兄弟之间的对联：“龙池生壁虱；虎子养溪鱼。”（龙池，是琴底的二孔眼之一，上孔叫作龙池，下孔叫作凤沼。虎子，夜壶也。）
再比如，杨亿与丁谓开玩笑的对联：“内翰拜时须扫地；相公坐处幕漫天。”
再比如世人调侃王安石的对联：“王荆公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王荆公，有的版本写成王太祝，也就是王雱，王安石的儿子。）
至于民间津津乐道的对联，诸如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对联：“松下围棋，松子偶随棋子落；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垂。”多半是后人附会成说，并不真是苏东坡与黄庭坚之作。
再如苏小妹的对联故事，民间流传许多。但历史上并没有博学多才的苏小妹，这些对联自然也是后人假托了。
总而言之，宋代人虽然有了“桃符”与“楹联”的创作实际，但是由于诗词尤其是宋词成为了文学的主流，杰出文人更多的精力都在诗词上，名篇佳作也都出现在诗词中。
如此一来，宋代的对联作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对联佳作了，后人能看到的宋人对联也是一鳞半爪了。
元代也是一样，元曲成为最闪耀的文学明星，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元代的对联虽有佳作，但是流传的也不多。
书法家赵孟頫以“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的对联赢得紫金壶，成为一段佳话。
但元代这样的对联佳话，并不算多，对联在元代毕竟声小势微。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
这里，我们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是个对联的狂热爱好者，甚至在除夕夜跑到屠户家中，给屠户题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朱元璋甚至用对联考量朱允炆和朱棣。
朱元璋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下联：“雨洒羊毛一片毡。”朱棣对下联：“日照龙鳞万点金。”
这个故事也许是为了吹嘘朱棣而附会，然而朱元璋爱好对联的事迹却在古籍中屡见不鲜。
哪怕这些故事都是假的，朱元璋以一国之尊、开国之主而大力提倡的对联的形象却立起来了。
上有所好，下则从焉。大明朝的对联创作因而繁荣起来。
也因此，一些古籍甚至记载说，朱元璋才是对联真正的提倡者，才是“对联之开始”。
当然，朱元璋的提倡并不是明朝对联旺盛的最主要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明代的诗词已然翻不出新意来。固然有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诸多诗人驰骋诗坛，然而唐诗宋词犹如无可逾越的高峰，再怎么努力也留不下太大的声名。
就像现在普通老百姓，基本不熟悉明代时期的诗词作品，明代人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明代人在小说、小品文等方面大放光彩，连对联也沾上了光。
既然诗词比不过前人，那就搞对联吧，大力搞对联吧！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细说，那就是明代科举考试乃是八股取士。
相比唐宋的诗赋取士，明代文人更努力向四书五经钻研，风气渐渐演化，以致于后来吴敬梓专门写一部《儒林外史》，嘲讽读书人不懂诗词歌赋了。
相应的，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对联中之乎者也的内容在增加，四书五经的内容在增加。
一般说法，宋代的王安石是集句联的开创者，至少是集句联的狂热爱好者，也引发了后人集句联的模仿创作。
但是王安石集句，多数集的是前人的诗句。后来文天祥更是狱中创作了集句诗二百首，都是采集的杜甫的诗句。
诗赋取士，所以多数集句联集的诗句。
可是到了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对四书五经更加熟悉了。
所以，明代集句联在前有的集诗句的基础上，多了许多四书五经的内容，磅礴生长，蔚为大观。
除了集句联，普通的对联创作也更宽松了，不再是五言、七言等律诗联句为主流了，不管字数多少，都可以成对。
这样一来，明代对联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作品多了后，名联诞生的机会就更加多了。
到了清代呢，情况大致与明代类似，都是诗词创作不振，八股取士盛行。但是多了一点，那就是文字狱的压力。
我们知道，所谓乾嘉考据，与文字狱有密切的关系，考据古文，自然少了现实惹祸的可能。
而对联也与考据一般，成为了不少文人避祸的新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对联是一种文字游戏。文字游戏想要弄好，就必须花时间花心思。
清代文人将诗词视为“玩意儿”，同样将对联视为“玩意儿”，花的心思多了，类似于唐人对于律诗的发展完密，到了清代，对联真正成为了“专著”。
比如清代之前的对联，多数散乱无章，存在于各类笔记小说中。而到了清代，出现了我第一部联话著作《楹联丛话》，出现了《南亭联话》、《江南赵氏楹联丛话》等各类专门的对联集子。
也是在清代，我们会发现对联的格式越来越多，变化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清代出现写长联的文人越来越多了。所谓的“天下第一长联”大观楼长联，就是在清代产生的。
还有大量的长联，都是在清代产生。比如钟云舫的“江津临江楼长联”，长达1612字，这哪里是对联，简直是一篇议论文了。
再比如说，清代人写对联，用经用史，用俗语用口语，各种大开大合，与常见的律诗对联有着莫大差别。
举个例子，清代人许振祎给信陵君祠堂写的对联：“名冠诸侯，自古贤无有及公子者；仁而下士，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
以律诗的标准来判断，对联看上去对仗不工整，但是对联都是从《史记·魏公子列传》中集句而得，这是符合对联对仗标准的，是被人们认可的好对联。
所以我一直强调，对联的对仗不能等合同于律诗的对仗。
对联固然与律诗息息相关，但是对联与骈文、古文、四书五经、俗语等都有莫大的关系，绝不能用律诗对仗来权衡对联的好坏，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清代也产生了许多专业的对联作者，他们有的甚至考不上功名，不以诗词出名，不以小出名，而纯粹以对联出名。
比如写大观楼长联的孙髯翁，诗词没有名气，全靠对联扬名千古。
再比如，钟云舫功名不过秀才，诗词默默无闻，却靠着对联作品扬名，成为“联圣”。
再比如，晚清民国的刘师亮，全赖诙谐幽默的对联而成为百姓眼中的怪才。
明清时期对联创作繁荣，民国延续了这股创作热潮，也出现了不少名联。
至于现代人的对联，是好是坏，难说的很，我也不敢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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