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板块、《史记》群星闪耀的华夏经典人格

　　第三十一讲、社会治理的警戒线酷吏

　　上一讲我讲了循吏，其中司马迁列举了春秋时代五位官员的事迹，用来象征他心目中理想官员应该具备的品格。这一讲我要讲的是，与循吏密切相关的另一群人，酷吏。

　　“酷吏”也是司马迁独创的名词。酷是严酷的酷，吏是官吏的吏。这里的严酷，主要是指通过严刑峻法的手段进行治理。在《酷吏列传》的开头，司马迁就借用孔子和老子的话，写了一大段议论，明白表达了他的价值判断：社会治理的好坏，并不在于法令的严苛与否。

　　那么司马迁写这篇《酷吏列传》，是不是就是要对这样一群人进行批判呢?

　　在我看来，也不完全是这样，至少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对于他着重写到的那些酷吏，他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虽惨酷，斯称其位矣”，意思是他们的手段虽然残酷，但也还是称职的。

　　那么，在司马迁笔下，酷吏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史记》的《酷吏列传》。

　　武健严酷

　　上一讲，我为你介绍过，司马迁用“奉职循理”四个字形容循吏。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也用了四个字描述酷吏：武健严酷。

　　武健就是勇武刚健的意思。司马迁笔下的酷吏，首先都是很强硬的人物，他们在乎的只是目标和结果，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强力推进到底。表现在手段上，往往就很严酷。

　　儒家经典《尚书》里有一句话，“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意思就是，为了避免误伤无辜，宁肯放弃对坏人的惩罚。而酷吏不一样，酷吏无疑看重的是惩罚坏人，能判有罪就不判无罪，能判重罪就不判轻罪。

　　比如，酷吏义纵担任太守时，一上任就宣布，把两百多重罪犯人以及两百多私自入狱探监的人，全部处决了。靠着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从此连刁滑之人都来辅佐官吏处理政事。

　　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史记·酷吏列传》)

　　再比如一个叫王温舒的酷吏，手段极为严酷，犯了小罪的处死，犯了大罪的就灭族，处决的犯人血流十里，以至盗贼都不敢来他的辖区，最后甚至做到了道不拾遗。

　　可是，如果为了道不拾遗，导致社会上人人自危，就代表治理效果好了吗?道不拾遗，是儒家对上古美好时代的描述，常常是道德行为很高的体现。但讽刺的是，在现实中，却是靠王温舒的严刑峻法实现的。人们道不拾遗，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是因为恐惧。

　　这其实就涉及更本质的问题了，那就是究竟要如何评价酷吏这个群体的治理效果?

　　酷吏的治理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酷吏靠着严酷的手段，的确能处理许多难以处理或者急迫的问题，司马迁也肯定他们的作用。这方面的典范是郅都，他也是《酷吏列传》中着重记载的第一个酷吏。

　　郅都主要活动在汉景帝时期，这个人刚烈正直，无论皇亲国戚，还是民间豪强，他一概不放在眼里，只要违法乱纪，一定打击到底。郅都前后治理了很多难治理的地区，晚年还镇守边关，也治理得很好。

　　能做得好，关键在于郅都的道德操守很高。他不仅对人严苛，对自己也很严格，认为应该在职位上奉公尽职，为节操而死。而他最后也果然因为得罪窦太后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

　　司马迁充分肯定郅都的价值，说他凡是与国家利益有关的重要原则都能据理力争。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史记·酷吏列传》)

　　但是，现实中像郅都这样的官员，数量极少，要学他的高风亮节很难;要学他的严刑峻法，却很容易。而一旦酷吏不具备郅都这样的高品格，就会带来相应的副作用。这就是酷吏治理效果的另外一面。

　　拿前面说过的义纵和王温舒来说。义纵的兴趣都在老百姓的琐事上，虽然取得了小的治理成果，结果大的奸邪之事反而越来越多。王温舒呢，在他的治理下，虽然做到路不拾遗，但他的手下官员，大多以权谋私，导致他的治下贪腐滋生。

　　所以说，除非酷吏的品格都像郅都那样，否则就容易滋生很多、很大的问题。

　　而事实是，整篇《酷吏列传》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酷吏的品格越来越糟。到了最后记载的酷吏杜周，一方面手段越来越严酷，一方面又顺承上意，皇上想要排挤的人，他就趁机陷害;皇上想要释放的人，他就暗中找机会帮这个人摆脱关系。完全不是像郅都那样，专门针对特权分子。

　　而杜周本人当然也因此获利。这里司马迁给了一个对比：杜周刚刚担任廷史时，只有一匹马，并且配备不齐全;最后，他跻身于三公之列，子孙也都当了高官，家产丰厚，和郅都的清廉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史记·酷吏列传》)

　　不过，就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酷吏列传》写这些品格不同的酷吏，并不是在对他们做简单的道德上的判断，而是向君主敲出一记警钟，要谨慎使用酷吏。

　　仔细读《酷吏列传》你会发现，司马迁在写到这些酷吏时，不止一次提到“上以为能”，也就是皇帝觉得他行，于是重用他。在写到酷吏张汤时，司马迁更是特别刻画了汉武帝和张汤的关系，张汤又是如何符合汉武帝的需要而得到了信任。

　　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史记·酷吏列传》)

　　实际上，《酷吏列传》记载的13位酷吏，全是汉代官员，其中有10位是司马迁时代的官员。还记得《循吏列传》吗?恰恰相反，没有一个是汉代的，记载的全是春秋时代的古人。与其说，这反应的是本朝只有酷吏没有循吏，不如说这反应的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问题。

　　原因就在于，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当这种作为变成过度作为的时候，就会引发民生危机。为了加强基层管理，不得不依赖酷吏，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酷吏的数量越来越多，品行却越来越差。

　　司马迁的政治理念

　　到这里，从循吏到酷吏，《史记》中官吏这个群体就已经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追溯一个问题，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官吏划分为循吏和酷吏呢?这种特殊的划分方式，究竟彰显了他什么样的政治理念?

　　要理解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的排列位置。

　　后世的史书，如果既有《循吏传》又有《酷吏传》，绝大多数都是连在一起写，比如《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都是如此。但司马迁却没有。

　　在《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之间，司马迁插入了《汲郑列传》和《儒林列传》。《汲郑列传》讲的是汉武帝时期的两个著名大臣，汲黯和郑当时的事迹;《儒林列传》则列举了孔子死后，儒家学派的发展和相关的杰出人物。

　　为什么司马迁没有把循吏和酷吏放在一起写呢?

　　在我看来，这里面隐藏着另外一层深意，司马迁笔下的循吏和酷吏，并非两个对立的分类，而是自有一套治理模式的分级体系，循吏和酷吏各对应其中一个层级。这套分级体系是什么呢?答案就隐藏在《货殖列传》中的五句话里。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句是“善者因之”。上一讲我已经介绍过了，这种治理方式对应的就是循吏，这是至高境界，是一种理想。

　　第二句是“其次利道之”。意思是，次一等的治理者，能抓住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引导个体从利己的角度，去做成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情。这种模式常常与道家文化结合。在汉朝，汲黯与郑当时都信奉道家的清静无为，强调不扰民，将活力留给社会，可以视为“利导之”的代表。所以，《循吏列传》的后面就是《汲郑列传》。

　　第三句是“其次教诲之”。是说再次一等的治理者，通过道德教化来进行治理。而《儒林列传》中的人物，正是典型的教诲式治理的代表。所以，《汲郑列传》之后就是《儒林列传》。

　　第四句是“其次整齐之”。是说再次一等的治理者，是像筑堤坝堵水那样来治理。也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这就是酷吏了。所以《酷吏列传》排在《儒林列传》之后。

　　第五句是“最下者与之争”。是说最糟糕的治理模式，那就是与民争利。司马迁不屑于给这些人立传。

　　从这里来看，酷吏是一个信号灯，是一条警戒线。往上，就可能出现“教诲之”，甚至“利导之”的新时代。但如果不得当，就会从酷吏跌入最糟糕的局面。

　　总结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一讲，我分析了司马迁笔下的酷吏群体。他们的特点是武健严酷，而且能够通过残酷的治理方式，快速解决急迫的争议性疑难问题，但代价是副作用和后遗症比较大。一旦酷吏被不当使用，就会造成社会治理的恶性循环。二十四史中，从《史记》开始，一共有十部史书中都写了酷吏传。这就说明，酷吏也已经成了中国官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再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中国历史上，你觉得还有哪些官吏算得上是“酷吏”?欢迎你跟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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