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
北京时间10月6日晚7时，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评语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一个“社会叛徒”的自我救赎之路
安妮·埃尔诺出生在法国北部小镇利勒博纳（Lillebonne），在上诺曼底的伊夫托(Yvetot)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安妮的父母很早辍学，进入工厂做工。二战结束后，开了一家“乡土味浓厚的”咖啡杂货店，并艰难维持着。在这样贫困的家庭环境下，父母常常会因为小安妮弄脏了衣服或者谁忘记关地窖的灯而不停地相互指责挖苦。
如埃尔诺在《位置》（La Place）一书中写到：“我们一家之间的交流除了吵嚷之外，没有别的方式”。然而，小安妮的母亲却深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她拼尽全力将女儿送进寄宿学校，安妮也未辜负父母的期望，如愿进入了一个“掌握语言和思想的世界”，一个“上层社会”，实现了“阶层跨越”。然而，与此同时，她意识到自己成为了“社会叛徒”——“下层社会的叛徒”。正如她在《位置》中引用法国作家让·热奈的一句话：
“我冒险做一个解释：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为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
拯救自此开始，以埃尔诺的方式。
手术刀般的书写
在《位置》一书的最后，有这样两行文字：
“父亲总是用他的自行车接送我上学，他经常驮着我往返于河的两岸，无论冬夏，风雨无阻。
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当小安妮成为了埃尔诺，真正地实现了父母亲的“梦想”，上升到人们所谓的“统治阶层”时，却与父母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膜，永远地和那个她出身的世界分离了。
于是，这个“社会叛徒”开始通过写作来拯救发生过的事情，用书写与父母交流，与自己和解。
埃尔诺曾表示普鲁斯特的作品给她带来过很深的影响。法兰西公学教授安托万·孔帕尼翁曾这样评价普鲁斯特：“我们竟认可了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野心：建立在无意识的回忆之上的艺术和文学在隐喻中连接了过去与现在，普鲁斯特从中触到了永恒，而我们也感受到了永恒。”
相比于普鲁斯特细致复杂的叙事，当埃尔诺掌握了“雨果式”的语言，却发现已无法和父母沟通。
在《一个女人》一书中，埃尔诺以这样一段文字结束：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正是她和她的语音，她的手，她的动作，她的一颦一笑，把现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联系起来。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安妮·埃尔诺选择了来自其父母阶层的语言及表达方式，一种简单、直白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貌似“干瘪、冷峻的叙述”使得她在“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太孤独与虚假”。或许我们可以从《位置》中的两段节选管窥一二：
父亲受到羞辱当然要起来反抗：蠢婆子！早知道把你扔在你原来呆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相互咒骂几句：
“笨蛋”——“疯子”
“老坏蛋”——“老婊子”
在家人和顾客面前，他因为我已经十七岁了还不能够像周围其他女孩子那样或是去办公室上班、或是当工人、或是在父母开的店里帮忙、不能够自食其力而感到某种不自在，甚至觉得是一种羞辱。他害怕人家认为他的女儿是个懒虫，担心人家把他当作假好汉。他总是对人自嘲道：“没有人管她，她自己就天生这样好学。”他总是说我功课“学”得好，而从不用功课“做”得好这个词，因为对他来说“做”就等于用两只手做，而不是用脑子。
读者在她的作品中获得了深深的自我代入之感，勾连起过去与现在的“我”，跨越时空、阶层、民族、文化，同样触到了一种永恒。
两个世界的交织
埃尔诺的书写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以自传体或日记的形式，她写父亲、母亲、童年、秘密堕胎、与社会的决裂、母亲的死、婚姻、激情、嫉妒、耻辱以及对社会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的记忆等。如她所言，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向我们讲述她的经历与回忆，排除记忆的误差，都是真实的故事或是耳闻目睹的事情。看似是私人生活，我们却能从中窥探到当代法国社会下层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以及法国社会生活中两性间和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
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旨在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如果说诺拉的巨著《记忆之场》是一间取名为“历史与记忆”的杂货铺，那么埃尔诺的作品便是杂货铺中某一张泛黄的老相片，或是一辆锈迹斑斑的玩具汽车，像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一样唤起了人们无限的回忆。而埃尔诺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她唤起人们回忆的方式：还原曾经的“她”“他”“她们”“他们”的历史，从而形成个体及集体的“记忆之场”，达到埃尔诺最终的目的——“为拯救而写作”，拯救那些曾经的我与我们。
埃尔诺在《女孩的回忆》一书中，以现在的“我”观察“1958年夏天的她（即作者本人）”，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融合了第一人称叙事中现在的“我”和第三人称叙事中“那时的她”，中间的时光距离在回忆中缩短、加速，最终形成了她的“记忆之场”。这其中无论是她初次而又立刻后悔的爱的尝试，抑或是18岁懵懂少女种种生活的体验与内心感受，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被遗忘，因为一切都处于变化当中。但同时也会通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以及有意识的回忆在每个读者心中形成自己的“记忆之场”。
在埃尔诺与法国导演米歇尔·波特（Michelle Porte）的对谈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作家对1958年发生的那个事件，尝试将现在的自己还原到1958年的那个还叫安妮·迪歇纳（Annie Duchesne，Duchesne为安妮父亲的姓氏）的女孩，进入她的身体。”正如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所言：“正因为没有了记忆，记忆才被谈起。”
在《女孩的回忆》（以下为笔者自译）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表述：
我越盯着看这个女孩的照片，越感觉到她在看我。这个女孩就是我吗？我是她吗？如果我是她，我应该可以：
回答出一个物理问题，算出了一个二次方程式；
阅读每周刊登在Bonnes soirées杂志上的小说；
梦想着参加惊喜派对
……
照片上的女孩不是我，但她也不是虚构。
埃尔诺曾在《女孩的回忆》（Mémoire de fille）一书出版之际，接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尝试通过再次寻找‘她’的想法、行为与姿态，抓住那段时光，那段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光。”
《记忆之场》的第三部被命名为《复数的法兰西》，在埃尔诺的作品中，则可以让读者触碰到复数的“自我”，复数的“记忆”，从而连接起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位置》（La place）和《一个女人》（Une femme）分别讲述了安妮父母的生活经历。在这两部书的法语名字中，埃尔诺分别用了定冠词la和不定冠词une。其中自有深意，在此大胆揣测，作者以“定冠词la”表示父亲所处的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位置，以“不定冠词une”表示，在大时代背景下，和母亲有着相似行为、想法或者经历的每一个女人的生活。
为什么是她？
埃尔诺的作品发表后，曾引起文学界不小的争论。有的人批评她是自我中心主义，因为她作品的主题基本围绕着家庭、女性、爱情等个人成长经历。也有人曾批评她的写作太过平实，没有展现一个雷诺多文学奖获得者该有的才能（现在也许会说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实力）。
正如在此次颁奖词中使用的“勇气”一词，她最大的勇气即真实。也正如她自己所言，写作之于她是一种义务，一种让被统治阶层的文化出现在统治阶层语言中的义务。心理学界通过她作品中的事例来研究分析各种心理现象，社会学学者通过她的作品，掌握了法国下层社会人民的真实生活材料。大众通过阅读埃尔诺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开始关注曾经忽略的人、事、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平行的世界——她出身的那个贫穷、卑微、无知、但勤勉的世界和后来进入的“布尔乔亚”的世界，通过她的写作交织在了一起，是迪歇纳（Duchesne）和埃尔诺（Ernaux）的交织，是无数位安妮（Annie）生活的交织。这就是安妮·埃尔诺的魔力，让两个平行线般的世界在她笔下接连不断地产生一个又一个的交汇点。
感谢安妮让我们看到了法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愿和安妮一样, 承受过相似痛苦的人，从她的书写中获得更多精神支持。
（本文成文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由权老师的建议。）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致力于安妮·埃尔诺作品研究。）
本文刊发于北京日报10月14日热风版
新媒体编辑：傅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