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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芙蓉女儿诔》,曹雪芹为什么将学习《大言赋》排在屈原名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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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芙蓉女儿诔》是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祭奠丫鬟晴雯时所用的一篇祭文,是《红楼梦》所有诗文词赋中最长的一篇。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谈到具体写作时,强调学习前人,特别是“师楚”。对此,他列举了八篇作品,并将宋玉《大言赋》列为宝玉“远师楚人”之首,而后才是屈原《招魂》、《离骚》等,这是为何?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上生18日在光明网发表文艺评论做出解答。文章如下:

▲游客在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内曹雪芹塑像前拍照。(图片来自中新社)

曹雪芹是一位既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又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的作家。曹雪芹学习和创造往往别具只眼,令人惊叹。其代贾宝玉所拟突破“銘诔尚实”传统体制的《芙蓉女儿诔》就是一个范例。

宝玉作诔文前,作品描述其创作心态云:

“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78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下同)很明确地强调为了表达情感需要可以“另出己见”地创造,但在具体写作时,他又强调学习前人,特别是“师楚”:

“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喻,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这里,他列举了八篇作品,以及学习取法的内容和“辞达意尽”的目标。其中可以断定为“楚人”屈原宋玉的是前四篇,即屈之《离骚》《招魂》(一说宋玉作),宋之《九辩》《大言赋》。值得注意的是,其排列顺序,既非依时代(屈前宋后),也非按作家作品(屈宋分列),却以宋玉的《大言赋》置于“远师楚人”诸篇之首。至于如何师法,四个“或”字以下笼统言之。曹公为何如此表述?历来读研《芙蓉诔》者,不曾有人作出解答,留下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尝试作一抛砖。

首先,应该确认,文中所谓远师楚人之“大言”就是指宋玉的《大言赋》。《汉书艺文志》云“宋玉赋十六篇”。《大言赋》虽不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和萧统《文选》,但晋宋时宋玉大小言赋已流传,颇多仿作,唐人编《古文苑》宋玉作品已录此二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2)均有评论,可见已经为当时人所认同(吴广平编注《宋玉集》,前言及附录《宋玉及其作品的评论资料》,岳麓书社2001年版)。曹寅《楝亭书目》录有宋本《古文苑》两种,他的孙子曹雪芹当然有机会读到。

《大言赋》是一篇怎样的作品,曹雪芹为何对它发生兴趣并列为贾宝玉“远师楚人”之首呢?

《古文苑》载《大言赋》原文如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剥(一作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一作顿)兮绝天维,北斗戾兮泰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一作罘罳)。锯牙云,晞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一作耿介),倚天外(一作之外)。”王曰:“未也。”王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踆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天,迫不得(一作能)仰。”(据《古文苑》四库全书本,原文无标点。)

全文不到二百字,比起宋玉《九辩》《招魂》(?)等长篇,显得分量很轻。从内容看,只是一场说大话的比赛,并无结果。后面《小言赋》开头谓宋玉获赏,似为补叙,作者如此处理,使二赋事件相接。但曹雪芹不提《小言》,独重《大言》。

历来对宋玉二赋,除作者争议外,评价并不高。明谢榛虽称宋玉大小二赋“出于《列子》,皆有托寓”,但随后又引昭明太子《大言诗》说“此祖宋玉而无谓,盖以文为戏尔。”王世贞则谓“《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以后“以文为戏”“滑稽之流”就成为对宋玉大小二赋的基本评价。宋玉本为文学侍从之臣,以极度夸张想象之词显扬文采,娱乐楚王,写下这类作品并不奇怪。但问题是,宝玉作诔,是为追悼被谗害屈死的丫鬟晴雯,宋玉的游戏之作与宝玉悲情何干?怎么会被曹公看重并成为宝玉“远师楚人”的首篇?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大言赋》放在创作的历史语境里,重新解读,才能发现和认识它对于《芙蓉诔》的意义。

《大言赋》是纯粹的“游戏之作”吗?非也。钱钟书先生曾历举中外大小并列之例,“或张小物而大之,或敛大物而小之。”谓“宋玉二赋,机杼若此。”(《管锥篇》第三册卷10)形式或如此,内涵似未必然。游国恩先生指出:“考小言大言之起,盖出于先秦之世……凡有三因:曰道家之寓言也,曰赋家之侈言也,曰文人之艺增也。”其例见于《礼记.中庸》《晏子春秋.外篇》《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则阳》《外物》及屈原《离骚》《九章》多篇。(《宋玉大小言赋考》,载《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但其所论所写大小,多为天地动物或神界想象,宋玉的大言赋却直言人事,特别是战事。从王操太阿“流血冲天”起,到唐勒的“壮士”,景差的“校士”(斗士),直到宋玉车盖长剑的渲染烘托和楚王补充的“并吞四夷”“踆越九州”的辉煌战绩,都在刻画一个肉身的勇武巨人形象。“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更是以形象奇伟富有想象空间赢得后人——从李白(《司马将军歌》等)到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词)的青睐。如果联系当时楚国的艰危处境,怀王客死秦地,顷襄王昏庸荒淫,“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不难理解,宋玉此赋,貌似游戏,实则深怀国事之忧。赋中的楚王,并非现实襄王,而是期待中的有为君王,“并吞四夷”,正是战国群雄争战逐鹿的统一理想。但现实却是“事楚襄王而不见察”。(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两相映照,以未了之笔收尾,显然意味深长地隐含着某种悲情意味,暗示并未达到警醒楚王的效果。“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九辩》》司马迁批评“(宋玉等)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实宋玉并非自甘以文娱人。“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李白《感遇四首》)他有自己的坚持和作为,其方式是“谲谏”,《大言赋》即如此。谢榛说二赋“皆有托寓”,应是有所感悟吧。

还需指出,从物理意义的大小抽象出来以后,大言小言已经被赋予价值意义。《庄子·齐物论》云“大言炎炎”,成玄英疏谓“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礼记·表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孔颖达疏谓“大言,谓立大事之言。”《大言赋》表面上夸饰勇武巨人,但所述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时政战争大事(《左传.成公十七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说,屈原的《国殇》是实写楚国战事的危急,那么,《大言赋》就是以“大言”的高声呼唤重磅发声(此“大言”古义,《尚书·盘庚》:“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借助虚幻的夸饰想象(此“大言”义二)表达对挽救战事国事(此“大言”义三)危局的期待。宋玉以“大言”名篇,实在有一石三鸟之妙。

也许这才是曹雪芹所认识的《大言赋》的独特价值,也是贾宝玉作诔时将其列为“远师楚人”之首的真正原因。虽然赋体短小,而曹雪芹自创之诔体繁复宏伟,似乎难言取法。但曹雪芹的学习和创造精神正是在此种师法中独放异彩。这就是既取《大言》赋体之长,又取“大言”语词之义;既有所参照,更重在“另出己见,自放手眼”。甚至不妨说,曹雪芹是想把《芙蓉诔》作为他亲自定稿的前八十回的“大言”即最强音之作。

从语义说,他要使《芙蓉诔》成为体现小说主旨的“大言”。“使闺阁昭传”是写作《红楼梦》的本意,《金陵十二钗》是他给小说的命名。而晴雯是“十二钗”簿册展示的第一人,也是大观园清净女儿夭亡的第一人,《芙蓉诔》是作品中最长最优秀的歌赋宏文,第77回以《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叙宝晴诀别,以同回“美优伶”悲剧映衬,第78回以《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标目,又以同回《姽婳词》映衬,匠心运作,突出了诔文的“大言”即最强音地位。

从内容说,他取法《大言赋》以大事立言之庄严沉重。《大言赋》以关系国之存亡的战事为大事,而《芙蓉诔》以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存亡和未来理想的女性命运和美的命运为大事,而又以巧妙用典(如“闺帏恨比长沙”“巾帼惨于羽野”)关合时政批判,内容极其深刻丰富。

从审美说,他取法《大言赋》以夸饰创造崇高形象之优长。芙蓉仙子是女性形象,楚辞本长于描写女性美,除《离骚》外,还有屈原《湘君》《湘夫人》《山鬼》,宋玉《神女》诸赋,而曹公一字未提,却突出写男性的《大言》,是因为他要创造的女性美是崇高而非传统的优美柔美。虽然宋玉要创造肉身男性勇武巨人形象,而曹雪芹要创造的是至情至洁、由凡而仙、亦实亦虚的精神圣女形象。二者并不相关,但其审美特质却又相类相通。同样以“天”为参照,巨人之身躯勇力,是“据地【】天,迫不得仰”;晴雯之风骨人格,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创造女性独立人格的崇高美,是《芙蓉诔》的重要美学创新。自上古女娲神话以后,崇高美已成为男性专属话语,《芙蓉诔》实现了女性崇高美的突破,这一突破是通过对《大言赋》的师法和逆袭完成的。

由是观之,宋玉《大言赋》“以文为戏”为其表,“以言志痛”为其里,真正做到了“辞达而意尽”,符合曹雪芹的审美创新要求,列为“远师楚人”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完)(原标题:曹雪芹为何看重《大言赋》——《芙蓉女儿诔》研读札记)

作者/刘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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