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坚守清廉，曾国藩穷京官的拮据痛苦生活

　　每天记住一条曾国藩家训箴言(第五天)：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做事要有耐心，持之以恒)

　　一、当官也贫穷

　　尽管曾国藩官路坦途，他的财运可一直不太好。全年工资收入相当于两万五千元，每个月收入两千零八十元，全家都要靠这点钱吃饭。

　　偏偏曾国藩还是个官，为了配上他的官职，花销少不了。

　　曾国藩进京做官前，曾去看望他两个舅舅。大舅年过花甲，却还住在山洞，靠卖菜为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二舅好一点，有三幢茅草屋，但全都是摇摇欲坠，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舅给曾国藩送行，送了好几十里路，非常舍不得自己这个外甥，并对他说，如果有一天曾国藩当上了什么县令，还希望他能接自己过去做伙夫，改善一下生活。

　　然而，曾国藩当了五年官，收到家中来信，说他的二舅已经去世了，是死于贫病，活活穷死的，而直至他去世，曾国藩都没有余钱接二舅来京城当个伙夫。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和自己的仆人陈升大吵了一架，为什么呢?陈升嫌曾国藩家太穷，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怒而卷铺盖另攀高枝去了。曾国藩为此还写了一首诗——《傲奴诗》记录这事。

　　二、当京官难，当清官更难!

　　曾国藩进京做官以后，不仅没有想象中的富有，还面临着艰难的经济处境，到底是哪几个方面的开销使他身陷囹圄呢?

　　1. 交了房租就赤字

　　曾国藩身为京官，不能和平民百姓同处一个屋檐下，他只好租下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四合院，虽然有18间房，一大家子住进去仍显得有几分拥挤。

　　年租金是160两白银，他的年俸才125两，光这一项支出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2. 社交应酬是个大坑

　　在清代，礼很重要，不管是随份子还是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花银子，京官平时比较清闲，有事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饭局正是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好机会，也是为自己在官场的发展打基础，所以免不了。

　　3. 官服还得靠租

　　曾国藩是个很节俭的人，据传，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色的缎子马褂，只有在上朝和正月初一的时候才穿，穿好了赶紧叠起来放进箱子里，过了三十年还是一样新。

　　很遗憾，这只是个传说，曾国藩虽然节俭，但在穿上并没有省钱，他来京城第一年，就花了相当于现代的10万元来买衣服，因为这也是朝廷的要求，京官的官服不仅质地要好，朝珠和帽子上还要带宝石，买官服虽然是公务支出，但国家不给报销，因此，在京官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买不起官服。

　　买不起怎么办?租!京城街边都是租官服的店铺。

　　电视剧里，我们看皇帝喜欢哪个人，就会说：赏穿黄马褂，赏戴二眼花翎!观众听了，都以为皇帝这一声下去，太监就去找衣服找花翎直接赐给受赏人了，实际上压根没这好事。

　　皇帝赏赐的只是一个穿黄马褂、戴二眼花翎的资格，你有了这资格，还得自己花钱添置，二眼花翎要卖100多两，也是不给报销的，所以说清代皇帝很鸡贼。

　　4. 车马费也不给报销

　　在清代，即便是宰相也报销不了交通费，但却有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得坐什么级别的车，高级的官可以坐八抬大轿，一年得花800两白银。

　　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你要雇佣16个轿夫，皇帝在圆明园上班，抬过去也得十几里路，来回就得雇两班，换下来的那班轿夫呢，还不能让他们跟在身后走，得另外准备一辆大车，雇一个车夫再买两匹骏马拉车，轿夫就坐在里面休息。

　　那曾国藩为什么不走路呢?当时的北京气候不好，一刮风就到处飞沙走石，一下雨就遍地泥泞，曾国藩只好花钱租车，一年也得花个几十两。

　　5. 家中还有好几口

　　除开以上四点花销，曾国藩还得养活一家老小，买米买面买油买菜，都是钱。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共计花了620两白银，全年就125两收入，赤字495两，相当于在北京做官一年就赔了将近十万人民币。

　　但这种程度的赤字在京官中，纯属常态，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别人是什么情况。

　　三、进京做官财政压力真的大

　　曾国藩入不敷出如此严重，其他京官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家里有钱的，在做京官前，都会向家里要一大笔银子，也就应付过去了。

　　可曾国藩真不是什么富二代，他进京前，竟然也从家里带了1500两白银，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全是他用拜客的方式，自筹来的。

　　曾国藩中了进士以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走遍湖南全省三千里路，拜了将近两千户人家，除了亲朋好友，所有的知府知县，甚至所有姓曾的人家，他都跑了一遍，跑去干嘛呢?要钱。

　　之前说了在清代，礼仪是很重要的，曾国藩就是去要贺礼的。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筹到了1500两白银，可惜在京城花销真的大，到第三年就已经开始欠外债了。

　　曾国藩为了做圣人，不惜写家书立誓拒绝一切灰色收入，没钱就借。借款逐年累积，总共欠了1000多两，直到他做了两江总督，才算还清。

　　在曾国藩的日记里，多次提到他为钱所苦，连做梦都梦见别人发横财，他很是羡慕嫉妒恨了一番。

　　醒来后，曾国藩颇为苦恼，怎么自己要做圣人，还整天惦念着这些世俗之物?

　　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证明曾国藩有多卑劣，只能证明清代的俸禄制度有多不合理，让他这样的廉明清官为生活所苦，却让心术不正的贪官有了可趁之机。

　　四、曾国藩的金钱观

　　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奠定了他的金钱观，是唯利是图?还是追求做圣贤?还是其他?这个内心的调调，决定了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清代的腐败，官场的复杂，内心又有对家国的抱负，又不想成为贪官，要保持清节，何等不容易。他没有让自己单单追求清官文化，又能保持原则，外浊内清，得益于他的每天的日课。每天的自我省察。用记日记的方式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参考。内在生活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要过自己心里的关，一旦良心蒙了油，什么恶事都做得出来。保持自己的清心何等重要!不为金钱捆绑，不为利益和权力捆绑，这也许是为官之道，也是一个不陷入物质的人所追求的吧!

　　给曾国藩算算账：清代督抚的“清”与“浊”

　　收入和支出名目繁多，曾国藩处理原则就是“公私分开”。薪俸和养廉银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和馈赠亲友等。规费收入另设小金库，用于官场应酬、办公经费等，离任时如有剩余，就捐献到地方公益事业中，个人不取分毫。在身故之后，留给家人的财产只有多年攒下的养廉银1-2万两，办理完曾国藩的丧事之后，已经所剩寥寥。甚至后来曾纪鸿家人生病都缺钱医治，还是左宗棠寄来300两银子解了燃眉之急。

　　当京官难，当一个清官更难，不收任何灰色收入让曾国藩生活得很痛苦，不过虽饱受经济压力的折磨，奉公守法的个人修养也给他带来了好处，那就是履历上没有任何污点。不管是皇帝反贪，还是御史们揭发，都找不到曾国藩的头上。曾国藩为官清廉，在官场上的名声比较好，能做到十年七迁，升官快得跟坐了火箭一样，跟他为官清廉也有很大的关系

　　五、清代清督抚类型面面观

　　晚清督抚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清廉型、中庸型、贪墨型。

　　与曾国藩类似的“清廉型”督抚包括左宗棠、林则徐等，为了维持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他们收取陋规，但并不把它作为个人发财的机会，公私分明，在道德上具有较高的原则性。

　　另一种是“中庸型”，以李鸿章为代表，做了不少实事，但也用权力寻租，积累下百万身家。例如在合肥期间，李鸿章及其家人购置大量房产，在洋务运动期间，也有不少干股入账。

　　更极端的就是“贪墨型”，以乾隆后期的王亶望、和珅为代表，在敛财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个人财富甚至超过了皇帝。

　　同样作为督抚，清廉与贪墨之间差异主要在于灰色收入的高低和用途。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晚清制度的缺失导致权力失去了制约，官员个人的道德因素成了关键因素。曾国藩、左宗棠等立誓“不以做官发财”者只是少数，人性有贪婪的一面，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抵御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

　　谈到清官，明代的海瑞是最典型的案例。他时刻以法律的最高限自我约束，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对所有的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深恶痛绝。母亲过寿时买了二斤猪肉，竟被坊间传为奇闻，去世之后所有遗产不过几十两白银。但这样刚直的性格在官场中时常碰壁，试图清理兼并土地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道德有时是很苍白无力的。

　　与海瑞相比，曾国藩算不上真正的“清廉”，他对于陋规和官场应酬并不完全拒绝;在湘军时期提拔自己的弟弟进入领导层，建立军功，封官进爵;对于曾国荃的贪婪虽有敲打并未严惩，曾氏一族从普通小地主一跃成为湘乡地区的豪绅。

　　曾国藩可以称作是“非典型清官”，在骨子里有坚定的原则和信念，但迫于现实和传统家族观念的压力，有一定的变通。在晚清官场中，“内清外浊”可能是最具操作性，也是无奈的一种选择。

　　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一句话：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督抚作为清代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收支数据折射出的是清代制度设计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组织与制度往往有其内在的惰性，一向追求省心省事的清代皇帝们，对于制度存在的问题早已心如明镜。如果彻底变革，可能要牵动许多的利益群体，影响范围和后果都无法准确预估。

　　于是便选择在原有制度上“打补丁”，比如部分陋规合法化、惩治巨贪、强化道德约束等，但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仅凭个人道德约束难以改善整个官场的风气。随着“补丁”越来越多，非正式方案登堂入室，而原来的制度退居二线，被湮没在落满尘埃的故纸堆中。除了为官清廉，曾国藩还有什么优点为人称道，助他官路坦途呢?

　　且听一讲——“八交九不交”，曾国藩如何营造自己的朋友圈和人脉圈?

　　作业：每天记住一条曾国藩家训箴言(第五天)：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做事要有耐心，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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